現在最流行的說法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導致周圍居民4000人死亡，這種說法主要來源于IAEA等國際組織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20周年發表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評價[1]中，“在受到較明顯照射的60萬人群（在1986—1987年的清除人員、撤離人員和嚴重污染區居民）中，由于輻射照射癌癥死亡率最高可能增加百分之幾。這可能意味著在這些居民中由于其他原因預期致死癌癥人數約10萬人的基礎上最高增加約4000人。” 實際上，這個評價中也不是簡單地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導致周圍居民約4000人死亡。即使這樣，IAEA等國際組織的提法也是不恰當的。在2007年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年會上，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代表提出了意見，經過深入的討論，各國代表和各國際組織（包括IAEA、WHO和ICRP等）代表，達成了一致意見。這些意見反映在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2008年上報聯合國大會的報告中[2]。這個報告中有關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主要內容是：“雖然有相當大量的新的研究材料，但有關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健康影響后果的大小和性質的主要結論實質上與委員會1988年和2000年報告是一致的。主要結論如下:1)總計134名工廠職工和應急工作人員受到高輻射劑量照射，導致急性輻射綜合癥，由于受到β輻射照射其中很多人也存在皮膚損傷。2)在事故后的幾個月內，這些受到高輻射劑量的人群中有28人死亡。3)到2006年，雖然有19名急性輻射綜合癥幸存者已經死亡，但這些人的死亡是各種原因引起的，通常與輻射照射無關。4)急性輻射綜合癥幸存者的主要后遺癥是皮膚損傷和輻射相關的白內障。5)除應急工作者之外，有幾十萬人參加了恢復工作，在這個人群中，除接受較高劑量的人群可察覺到白血病和白內障升高外，沒有觀察到歸因于輻射照射的可察覺的健康效應。6)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4個受影響較大的區域，在1986年處于兒童和少年的人群中觀察到甲狀腺癌的發生率明顯增加。在1991—2005年期間，報道了6000多例。其中，明顯的部分可歸因于1986年飲用了被碘-131污染的牛奶。雖然甲狀腺癌還存在上升的趨勢，但到2005年僅有15人死亡。7)在一般的公眾中，沒有觀察到能夠歸因于輻射照射的任何其他健康效應。雖然已有出版物發表了對一般公眾采取基于模式預測的固體癌發生率的可能增加；對于全體公眾，考慮劑量相對較小，其劑量與天然本底輻射的劑量差不多。委員會決定不采取模式估算受到低劑量照射的居民的效應的絕對數，因為這種預測存在不可接受的不確定性。然而，委員會考慮繼續調查是適宜的。”有關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影響的詳細報告可以參考UNSCEAR2008年出版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產生的輻射引起的健康效應”[3]。這一報告雖然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新資料，但其主要結論與委員會1988年和2000年報告實質上是相同的，IAEA等機構產生這種不當估算的原因是集體劑量的誤用。即采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清除人員、撤離人員和對嚴重污染區居民產生的集體劑量乘輻射隨機效應標稱概率系數等于預期死亡人數。實踐上這完全是對有效劑量和集體有效劑量的誤用。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在其2007年建議書內容提要中[4]明確“(j)有效劑量被用作防護量，主要用途是對放射防護設計和最優化中的預期劑量進行評價，衡量是否符合監管劑量限值要求。有效劑量不推薦用于流行病學估算，也不應用于個人照射和危險的詳細的專門的回顧性調查。”“(k)集體有效劑量是最優化的一個工具，主要是在研究職業照射的過程中比較放射防護技術和防護方法。集體有效劑量不能用作流行病學危害評價的工具，在危險估計中采用它也是不合適的。用非常低的個人劑量在長時間尺度上進行聚合是不合適的，特別是應該防止基于來自很小個人劑量的集體有效劑量計算癌癥死亡人數。”也就是說集體有效劑量是僅在輻射防護最優化中使用，用于比較不同輻射防護和方法，以達到輻射防護最優化的后果。不能用于危害評價，更不能用于估算癌癥死亡率。